今天的人们，也许早已对“李万铭”这个名字感到非常陌生了；可在上个世纪50年代的中国，全国最大的政治诈骗犯、中国的“钦差大臣”李万铭绝对是尽人皆知的人物。
人们已从作家老舍的话剧《西望长安》（主角栗晚成，其原型即李万铭）和徐岳的报告文学《他从天堂地狱来》等作品中了解到，只有很低文化程度的李万铭，怎样从一个国民党士兵，伪造档案，自我吹嘘，诈骗到中央窃取农林部行政处长之高位的罪行以及被判刑后艰难的改造历程。1997年，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白草根所著的《我曾经是个骗子——李万铭忏悔录》一书。
从偷鸡摸狗到诈骗老手
李万铭（1927—1991年），别名李铭，陕西省安康县人，出生于一个地主兼营商业的家庭，还有个孪生弟弟李万钰。他家曾开过粮栈、酒铺和山货店。为了赚钱，其父向酒里兑水，往山货中掺假，以次充好；为招揽生意，却在柜台上挂起“童叟无欺、货真价实”的招牌。这种刁钻刻薄的奸商作风和弄虚作假的欺骗行径，耳濡目染地影响着李万铭，使得他从小就学会了许多偷鸡摸狗的勾当。
在读小学时，他就偷过考卷和图书；中学时代，他偷过老师的手表等；再大些，他利用其兄当邮差工作之便，经常偷拿挂号信，并把窃得的钱款交给家长，谎称是从路上拾到的。李万铭的这种行为，不但没有得到及时的阻止和批评教育，而且一次又一次受到父母夸赞，因而得到不断地滋长。但他倒也有些歪才，比如书法不错，而且特别擅长字迹模仿，并会刻章；长得还不错，眉宇之间有时甚至还露出一股英气。
1945年1月，李万铭在原籍安康兴安师范学习。他加入了国民党。后来报名参加国民党青年军，任207师准尉政治干事，曾书写过反动墙报，张贴过反动标语。他对蒋介石佩服得五体投地，并且野心勃勃。李万铭早在上小学时就对同学们说：“我长大了也要当委员长。”
在国民党军队里，李万铭这个自幼品行不端的痞子，进一步养成馋懒占贪、坑蒙拐骗的恶习。他艳羡虚荣、仰慕权贵，一心想当官享福——当官就要当大官，享福也得享大福。在他眼里，名利地位、高官厚禄，这一切都是骗来的。“不骗成不了大事。”“我不骗人，人就骗我。”“冒大险才能享大福。”成了他的信条。李万铭刚刚加入国民党军队时只有18岁，但从此开始就实行他的信条：骗。有一次，部队进行新旧交替整编，他乘机弄虚作假，冒领退伍费。为此，他被当局抓进国民党沈阳陆军监狱。
1948年，李万铭随军到东北内战前线。辽沈战役后，国民党军队大败，他趁乱从东北窜逃到江苏。1949年5月，南京被我军解放。这时，李万铭隐瞒历史，伪造证件，谎称是“中央大学”学生，混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即“二野”）军政大学。同年10月结业后，李万铭声言要去西南工作团工作，骗得学校开具的介绍信和鉴定材料。尔后，他仿制印章，伪造介绍信，混入常州市人民政府，被委任为建设科科员。几天后，他嫌职务低，又采用同样手法，伪造印信，假称是“二野军大”党员教育科长，因“参加淮海战役残废”，要求给予分配工作。苏南行署人事部门识破了这个没有转移党员关系介绍信的伪党员、诈骗犯，把他送交当地人民法院，后被判处徒刑3年。
1951年，李万铭受到人民政府的宽恕，被提前假释。但是，他非但不思悔改，反而在犯罪的道路上愈演愈烈。他满脑子想的是升官发财、名誉地位。为达到做官享福的目的，他又暗下决心，要采取各种欺诈手段，冒一次更大的风险。
1951年1月，李万铭在安徽滁县（今滁州市）紫东刻字铺，私刻“二野军大”组织部及政治委员邓小平的印章，伪造了给陕西省人民政府主席马明方的介绍信、残废军人证明信、中国共产党党员证明信及鉴定表等，当月到达西安，要求陕西省政府给他分配工作。那些漏洞百出的伪造信，居然顺利地通过了一个个人事组织部门，他不仅混进了安康专署，在民政科当上科员，而且成了一名组织上承认的“共产党员”，还骗得了“人民功臣”奖章和“革命残废军人”证书。
半年以后，李万铭又被选为培养对象，派往武汉西北农学院学习。对此他并不满足。4个月后，学院办公室主任兼党支部书记梁得柱收到信皮上写着由李万铭转交学院的信，信里装着一份“二野军大”组织部的“军事调令”，内称：“任命李万铭为第12军35师103团参谋长，令速赴中南局报到。”西北农学院领导对此竟毫不怀疑，当即批准李万铭“归队”，除给他开具转移党员关系的介绍信、办理调动手续外，还同这个政治骗子一起拍了“留念照”。
他利用自带档案之便，趁机销毁部分档案，又装进所谓“1936年参加红军，历任359旅连长、营长，志愿军团参谋长。曾获战斗英雄、模范共产党员称号”等履历表和鉴定书，并带着骗得的西北局党员介绍信及伪造的“二野军大”组织部给中南局组织部、中南局民政部的介绍信，于1952年2月抵达武汉。
李万铭此时已成了诈骗老手。到达武汉后，其用以惑众的头衔升了格，他不再冒充一般的革命军人，而是把自己装扮成“老红军”、“战斗英雄”、“模范共产党员”和“团参谋长”。这些漂亮的头衔果然帮了忙，他因此被介绍到中南军政委员会农林部工作，很快当上了农业科学研究所秘书主任。他还有幸参加了中国农业考察团赴苏联参观。
1952年9月回国后，李万铭又故伎重演，伪造了志愿军归国代表团团长李雪三的来信，诡称：“已取得陈赓司令员的同意，调其赴朝任12军35师副师长兼参谋长……”中南农林部将其提升为人事处副处长、党总支书记。一位崇拜“英雄”的女共产党员——年轻漂亮的中南农林部干部但琦，也向他献出了纯真的爱情。
李万铭得陇望蜀，又谋划爬上更高的职位。1952年12月，他又捏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聂荣臻的电话指示：“通知他赴北京会见陈赓司令员。”他用一张纸把这几句话写上，送给农林部领导后即获准辞行。在北京期间，他又伪造了陈赓将军给中南农林部领导的复信，称：“军委已决定调李万铭任第十二军参谋长，因身体欠佳，暂回中南休养。”回武汉后，中南农林部领导安排其住进东湖疗养院，又让其到杭州等地游玩。他还编造谎言说，在杭期间，适逢陈赓司令员也在那里，陈司令员决定他改任即将组建的越南军事顾问团参谋长，听候通知启程。
1953年全国大区撤销，李万铭被调任中央林业部任行政处长。他以“喉咙中毒”为由，装病不上班。1954年秋，他又伪造防空司令部司令员周士第的亲笔信及抄转志愿军12军军长给他的军急电报各一件，谎称：“令其担任12军参谋长兼35师师长，速飞兰州商谈军务。”他用骗来的防空司令部的信封封好，送呈中央林业部人事司转林业部领导同志。李万铭所玩的这套把戏，偏偏又一次滑过了有关领导同志的眼睛，他们不但立即批准李万铭前往西北，还热心地指示为他购好一张民用飞机票。
1955年1月3日，李万铭飞抵西安，继续施展他的欺诈伎俩。他拟了一封周士第司令员给中央林业部两位副部长的信，诡称：“李万铭身体暂不适合在前线，仍回你部，工、休兼顾。我们感到与他在军队的职位相比，在地方的职位有些不相称。我们觉得他能胜任比较重要的工作。”其目的，是想以此为“尚方宝剑”骗取中央林业部更高的职位。
用23年弃恶从善、重新做人
李万铭在途经西安时，在与中共陕西省委书记张德生、中国科学院西北分院办公室主任梁得柱等人的谈话中，破绽百出，引起对方的警觉和怀疑。经陕西省公安厅详细侦查后，确认了李万铭的犯罪事实。于是，报经检察机关批准，陕西省公安厅在西安市人民大厦依法将其逮捕归案。而那位受骗的女党员但琦，也当即与之离婚，还把他俩所生的孩子也带走了。
1955年7月27日，时任国务院第一办公室主任兼公安部长罗瑞卿，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发言，详细介绍了李万铭的行骗过程。不久，罗瑞卿还向一些艺术家提出倡议，希望文艺界里出来个中国的果戈理，也写部中国的《钦差大臣》，对一些部门存在的官僚主义和不良作风进行讽刺。“人民艺术家”老舍先生随即亲自前往采访李万铭，以其案件为原型，于翌年初创作了5幕话剧《西望长安》。话剧公演后立即轰动全国，李万铭也成了当时家喻户晓的人物。
1956年8月30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李万铭一案，以“政治诈骗罪”判处其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没收全部赃物。此后，李万铭被送入北京市监狱劳动改造。在第10个年头，他又被转到西安市东南郊的新安劳改砖厂。1968年由于“文化大革命”他被加刑10年。1978年3月24日，李万铭用了整整23年时间书写的弃恶从善、重新做人的答卷，终于得到党和人民的肯定，在“对罪犯李万铭提前释放”的材料中，政府给他的评语是：“李万铭积极靠拢组织，并能和反改造言行展开斗争，‘一打三反’中揭发坏人坏事基本属实。
1973年、1974年、1975年抢救砖窑拉砖的遇险马车，受到群众好评。该犯劳动态度端正，年年出满勤，能完成和超额完成生产任务，爱护公物，注意质量。在工业学大庆‘六比’竞赛中先后4次被评为优胜工人，表现突出，多次受奖，确有立功赎罪表现。”李万铭在狱中经历了抗拒改造——接受改造，但不断出现反复——自觉改造的曲折过程，终于成为一个自食其力的新人。
李万铭获释后，在西安汽车制造厂就业。他获得新生之后，连添4件喜事：10年冤狱平了反；找到了亲生儿子；找到了亲生儿子；喜结良缘有了家；转为国家正式工作人员。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提出平反冤假错案；李万铭在“文革”中被加刑10年属于错案，不仅得到平反，而且还领到了一笔“冤狱费”——现金500元。他自50年代被判刑后，老婆离婚，儿子下落不明。多少个日日夜夜，李万铭一直思念着亲骨肉，就连做梦也常常想起儿子。新生后，行动自由了，他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找儿子。他遍访农业部、林业部，到原居住地也找过了，却杳无音信。
1982年，电视台播放了介绍李万铭新生的新闻后，被他的儿子知道，于是给《陕西日报》写信，不久他们父子终于相认。当时正赶上儿子操办婚事，李万铭兴奋地发去电报以示祝贺，并寄去100元钱表示心意。1983年春节期间，李万铭经人介绍，同凤翔县一位勤劳朴实的妇女结了婚；二十余年孤独一身的他，又有了一个温暖幸福的家。1984年4月，时年57岁的李万铭已超过国家规定的招工年龄，本不能转为正式工人，但党和政府考虑到他表现比较突出，以特殊情况把他转为国家正式工人。1991年初李万铭在西安病逝。
行骗成功的重要原因：装扮成“老红军”“革命残废军人”等形象
李万铭诈骗案给后人留下了深刻教训：其实他的骗术并不怎样高明、复杂，但在1949年上半年及1951年1月到1955年1月的4年当中，他先后跑过十几个城市、闯过十几个重要机关，不但混进了我们的政府机关，而且钻进了共产党内；不但变成了一般的革命工作人员，而且在国家机关中窃据了重要职位。
李万铭的起家仅仅依靠诈骗来维系：一年四季几乎都是穿着军装，一件印有“战斗英雄”字样的运动衣经常穿在身上；胸前经常佩有人民解放军的符号和徽章。纯属编造的战斗故事经常挂在嘴边，逢人便谈自己如何在同敌人的肉搏中挨过刺刀，以致一条腿落残；就连他的口吃，也胡诌是因为在战场上中了“敌人的毒气弹”所致。参加国庆节的观礼证、赴苏联带回的收音机、“朝鲜战地服务团”赠送的照片等，都被他摆放在宿舍里最显眼的地方。他在伪造的假档案中各段历史时期“证明人”一栏，赫然填上“罗瑞卿”、“陈赓”等人的名字，目的是使各级组织既不会轻易怀疑又无从查对，无形中还抬高了他的身价……
正如当时《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的《严密人事组织工作制度》社论所指出的：其重要的原因之一，是他一贯把自己装扮成对人民有功的“革命残废军人”，装扮成早年就参加革命的“老红军”、“战斗英雄”和“模范共产党员”，他捏造的入党介绍人和历史证明人又都是中央机关的党政负责人。一些负责同志不但没有怀疑过他的历史，而且对他的一言一行都非常信任，甚至在有人正式检举了他之后也没有引起足够的警惕。这便暴露了当时党政机关工作中严重存在的麻痹大意和官僚主义；人事组织工作制度许多明显的漏洞，机构人员变动频繁，信息交流不够发达；以及许多人对英雄模范不辨真伪的盲目崇拜。
出自：《文史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