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故乡
春天的艳装刚刚脱掉，大地已经洋溢出夏的浓郁。当我披着夏的绿荫，怀着迫切的心情，带着少有的兴奋，踏上回乡的归途时，故乡那依稀的影子在我心中渐渐分明了起来……一条流淌的大河经过岁月的洗礼，风化成一抹宽宽的河床。一座茅舍参差的村庄，不知何年何月在干涸的二河套内挺立了起来。绕村高卧的一道密不透风的圩墙犹如朝鲜人的长裙隔开了村庄和远方。紧依圩墙而卧的护村小河安静地环绕着圩墙，忠诚地坚守着自己的职责。小河沿岸扑朔迷离的芦苇荡给村庄增添了几份神秘的色彩。秋天，金风一吹，苇荡斜倾，苇穗飘逸，芦花纷飞，这秋景便洋溢出许多令人心动的好奇来，似乎里面装满了故事。当你失神间，忽见，苇荡深处，一群鸟雀不知受了何种惊吓，鸣叫着，掠过天空，消失在了天边的云间。苇荡边，那一棵棵参天的青杨树可不管苇荡间的这些小动作，依然傲慢地挺立着，藐视着这个纷杂的世界。每逢万物纷呈的季节，如果你站在离村庄稍远的地方，顺缓缓的平原遥望，无论从什么方向，你所看到的只是一片绿的海洋。绝看不到半点村庄的迹象。只有你走近时，透过树木和芦苇的间隙才会隐约窥视到那斑驳的圩墙，还有那圩墙脊背上杂然相间的榆树、槐树、酸枣树、杜梨……在摇摇摆摆地显示着自己的存在。如果你想一探村庄的究竟，需绕行跨过光滑的青石桥，穿过厚重的圩子门，一座古村，一条古街，几条古巷，便一一展现在你的面前了。当然，这并非是进庄的唯一途径。只要你不畏险阻，还可以从圩子墙上攀爬过去。也许有人会问，谁放着好道不走去费力攀爬呀？当年我们孩子们就常常这样放着正路不走，去专做攀爬。当然，攀爬也有攀爬的好处，攀爬圩墙最大的收获就是可以分享野味，什么春天的榆钱了，初夏的槐花了，初秋的酸枣了，深秋的杜梨了……还有，当你爬到圩墙顶上除了可以一览村庄鳞次栉比的风貌，如果有足够的勇气和探险精神，还可以顺便造访一下圩墙上那勾打连环的狐狸洞。若造访狐狸洞穴可千万要小心，或许这个时候，在某个角落深处，狐狸正用狡黠而警惕的眼睛窥视着你呢！故乡的记忆里从不乏神奇的传说，如那迷惑人的貔达狐子；连猫见了都吓的涮肠献身的狸子；让人惊惧的鬼打墙；如麦秸垛般庞大的白魔。这些离奇古怪的东西似乎也成了故乡的一部分。而这些离奇古怪的东西，偏偏又承载着许多让人心悸，而又似信非信的故事，让人与大自然间有了一种纠缠不清的结合。许多故事虽然离奇，可讲述者往往都会振振有词地说得有鼻子有眼的，有的甚至号称是亲眼所见。不论传说是真是假，可民国时期，故乡女子学校的一位女教师被貔达狐子拐走，村人普遍认为是真实的。
民国时期，故乡家庙里有一处女子学校。学校特意从省城聘请了一位二十多岁的女学生来学校担任老师。女老师短发长裙，一身清纯靓丽的学生打扮。尤其是忽闪忽闪的两只大眼睛，流盼生情。女老师的到来，一时引起了全村的哄动，有些胆子大的男人想入非非也属正常，谁知，连精灵古怪也惦记上了。终于，在某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女老师失踪了……女老师的失踪惊动了庄里的上上下下，各种猜测也一时漫天飞。正当人们着急的时候，居然从貔达狐子盘距的古坟中发现了女老师……女老师的故事无论是真是假，至少，这故事在人们的心灵中刻下了烙记。对大自然，有了一种特别的敬畏。其实，从立村之始，故乡的人们就很注意对大自然的保护和涵养，而且对村庄的风水也特别在意和计较。据说，在大明年间，庄里的年轻人容易夭折。正当村人犯愁时，恰被游方的僧人点破了迷津。只因村名草字当头，邻村一马当先，东有崔王在侧，催马吃草势成必然。僧人又道，要破此局却也不难。在村人的恳求下，僧人微微一笑，压低声音，面授机宜，留下了九字真言：换名头，斩马脖，造太极。于是，村人截断了马脖道，修造了太极势，更换了草字头。从此村名更为李王庄。反正，据老人们讲，从改变风水后，李王庄便人丁兴旺，一片安宁祥合了……渐近故乡时，似乎淡化了乡愁，迫切了拥有。遥望原野上比邻地横在广袤平原的几个庄子，依稀还能分辨出故乡的容颜来。当从方位上可以确认，面前应该就是魂牵梦绕的故乡时，然而，确认后又怀疑起自己的确认。在此处应该能看到那一棵棵擎天而立的大青杨树了。那树挺拔，高大，直插云天的树冠，每站立树下仰观，让人心里生出无限敬畏。还有，在这里能闻到东西大湾的水气夹杂着荷塘的清香气息了，更准确地说不是闻到，而是扑面而来的气息。草王庄的东西大湾，虽无大湖之胜，却是难得的田园风光。到了夏季，不必说那挤挤挨挨的绿气袭人的荷叶；不必说那环绕荷塘遮天蔽日的杨柳和欢快的鸣蝉;只单单那大湾边上菜园子里车水的老牛的一声声低沉的哞叫，就能烘托出无尽的美来。还有那光屁股的小孩欢叫着从光滑的石桥一个猛子扎入水底，引来看湾老汉的吆喝声，浣纱少妇的欢笑声，柳荫下几个闲话老汉吧嗒吧嗒抽烟声和几句赞叹声：“有俺小时候的样子，可那时候的湾比这深多了。”说完话，继续抽呛人的旱烟袋。
临近故乡，让我重拾了旧梦。早春，旷野上一行少年追逐着北飞的大雁，高呼着：“打头的不中用了。”；夏日，荷塘边那一个个光屁股的小男孩淋着满身的水滴高喊着：“跑跑颠颠，晒晒干干。”；秋天，玉米地深处那野炊的一缕缕青烟，似乎烧大豆，烧地瓜，烧玉米的诱人香气依然飘香。还有仰天躺在老枣树的粗干上，品尝着举手可得的大红枣和任意吐出的枣核的时候，那是多么甜美的时光。还有到了冬季，小伙伴们在草垛、门洞、胡同捉迷藏的吆喝声，是多么的温馨……走进村口，只见常常倚在湾嘴大柳树下抽烟的瞎爷，正面带深深的忧虑，如游魂般在村口来回地游荡。不时用长长烟袋向地面上用力戳戳，嘴里不停地絮叨着：“咱庄坏风水了，你看，东湾没了，西湾也没了，俺倚着抽烟的大柳树也没了！多大的柳树呀，那是有灵性的呀，多少年了，为咱庄遮风避雨呀！可惜呀，湾填了，树刨了，坏风水了，坏风水了……”由于瞎爷有人没人的总是在村口絮叨着这些话，人们都说，瞎爷这是得了失心疯。离别故乡时，原本平静的心陡然沉重了起来。虽然我不太相信瞎爷的风水说，可对故乡如此的迷失了心性很是惋惜。我想，所谓的风水，其实就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大自然。对待风水，对待大自然，我们既要顺势而为，更需要爱护和涵养。如果人虐待了风水，虐待了大自然，大自然肯定会施以报复的。古人云，人应有敬畏之心，所谓的敬畏之心，就是对大自然产生的无形的敬意和畏惧。这种敬畏并不是恐惧的畏，而是一种对优秀事物的屈服和谦让。因为，只有有了敬畏之心，才会不敢去做某些事情，不敢去破坏环境……这样，一个人，一个团体，一个村庄才能有序发展，才不会造受大自然的惩罚……
故乡的原风景散文随笔
喜欢听宗次郎《故乡的原风景》，悠扬起伏的曲调总把思乡的心情唤醒。陶笛这种土制的乐器竟如此清明剔透，不管原来心境是如何的参差起落，陡然就变得如流水潺潺一般平静下来，仿佛沐浴在故乡的黎明里。 湘东河 在我心中，湘东河流淌的始终是清澈见底、味道甘冽的纯净水流，因而在湘东河里游泳戏水，“扎觅子”是最快活不过的事。我曾经花一个大半天和玩伴泡在那水流里嬉戏，结果上岸的时候一身泛白起皱，像泡过了头的白菜梆子；又曾经在“发大水”的季节跟别人在河里争抢上游漂下来的青辣椒，以致手脚被辣得生痛，怎么也洗不去那辣椒的浸蚀，好几天不敢动弹。原先在河流中段建有浮桥，由数百只木船合并叠加而成，上面铺着一排排厚实的木板，以供沿河两岸百姓往来走动。或是因为经济地理的特点，浮桥两端自是形成最原始的贸易市场，常年吆喝声不断，“赶场”的时候，更是商贩云集，人头攒动。有推着独轮车走来叫卖猪苗鸡崽的，有拖着板车挑着扁担来推销自家种植的`青菜蕃薯的，间或也能看见补锅卖秤收购金属物件的浙商粤贩，大都轻言快语，明码实价，甚有江南淳朴民风，成就湘东最鼎盛的人文景观。更早的时候，父亲对我说过，那湘东河水中央原有绿洲，洲头常见野鸭候鸟，绕水匝行，觅食鱼虾。在冬去春来、绿草红花的摇曳里，我也见过沿河两岸妇道人家蹲在河边捣衣涮浆，捕鱼汉子在河里放鹭鸶抓鱼的生动身影。如今，湘东河的水当然还在流动，只是那草长莺飞、流水潺潺的模样全然藏进了心里。 云盘岭 云盘岭在湘东算是最高的山峰了，听其名似有居高凌空之感，然而它实在也高不到哪里去，沿山径小路走不到半小时就到了山顶。但岭上百花千草，春开秋落，见证大自然漫不经心的伟力，也颇有情趣。早先山顶有日军侵华时所盖的二层炮楼，楼下有开挖的曲折堑壕，是儿时伙伴们游戏的绝好去处。某次我们发现距炮楼不远的山坳里长着草帽大的两个山马蜂窝，不知谁想到的馊点子，偷来家用的煤油用布醮成团点燃，向那山马蜂窝扔了过去。还没有等我们观察到是否将目标点着了，那山坳里突然飞起一片黑色的“烟尘”，向着我们疾速而来。只听见一片嗡嗡声在耳朵边回响，我们本能地转身拼命往山下跑，等到几个小伙伴连滚带爬下了山，我的头上已经肿起了两个大包包，我当时在心里想，以后再也不敢去碰那些长着翅膀和毒针在阳光下嗡嗡飞翔的家伙了。 镇政府 我家那时候就住在镇政府隔壁不远。在那里，我有过很多的“第一次”记忆。第一次摸汽车（北京吉普车），第一次见到电灯开关（现在当然都平常之极），第一次看过真正意义上的电视，第一次吃过有鱼有肉的“场伙”……那时候电视可不是寻常人家能有的，镇政府也只见过一台，还是黑白带花点子的（信号不好），尽管能看的节目有限，图像也很不清楚，但那个方形小匣子已经对我们造成相当大的“杀伤力”。一到星期六晚上，我就会跟着表哥们“蹭”看电视节目。有一次就是这样溜进去了，但可惜电视房锁了门，不得不和表哥几个扫兴地回来。在摸黑返回途中，我们误闯进了政府的公共食堂，更料想不到的是，食堂十几张饭桌上的饭罩都扣得严严实实，偷偷揭开，借着外面的月色一看，竟然是满满一桌的“十大碗”，而且还没有人动过呢。那时身上正缺少油水，面对一桌的鸡鸭鱼肉，实在太诱惑人了。见四下无人，灯又熄着，就和表哥几个彻底掀开了其中一桌的饭罩，也不辨碗里是鱼是肉，拿起桌上的筷子就放开喉咙“嘬”起来，只吃得满嘴的油香。多年以后我甚至都能想像我们品尝过的那一桌菜肴杯盘狼籍的样子，还有心里那种满足的感觉。
亿元村的曾经的梭峪村
谈起曾经的梭峪村，村官们都会眉飞色舞。在他们的记忆中，梭峪村真正普遍富裕的日子竟然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梭峪村副主任闫海则曾是梭峪村早期的砖厂老板，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之所以1980年代中期普遍富裕，主要由于当时都是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土焦、煤矿、运输都靠人力，用人单位多，大家都歇不住。”他说，当年自己搞砖厂的时候，用的都是本村的劳动力，每个人的工资可以开到一个月一百多元，在当时的物价条件下，足以养活一家老少。即使煤老板的小煤窑，当时也是人工挖，钢钎打钻，人工放炮，风险虽然高，但是失业没有这么严重。早期，梭峪村开煤矿，只要解决村面问即可。“每年中秋、春节，每家发两袋面。”机械化开采速度碾碎了梭峪村的就业。上个世纪90年代初，当土法炼焦取缔，全部改用机械炼焦之后，人力大大减少。“现在一台铲车相当于50个人的劳力”。随着国有煤矿的进驻，为当地人留下的就业门路越来越少。摆在当地人面前的只有一条路，卖资源或者忍受污染。同为亿元村的会立村与梭峪村相隔不过几里路，该村的卖煤矿所得资金全部来自于梭峪村的煤老板。记者采访期间看到，该村的一个小卖部，十多个无所事事的男子聚集在一起喝茶聊天。他们随手给记者拿出一叠无固定职业城镇居民摸底表。他们说，当年卖煤矿所得的钱早已挥霍一空。可以看到，该村外表光鲜耀人——硬化的水泥道路，统一颜色的房屋。但在村子不远处就是矿区，黑色水流流淌的小河，脚踩在地面马上陷入灰尘之中。连这里的狗你都分不清楚颜色，全部和焦炭一样的色彩。在煤炭经济还没有深入村庄的骨髓之前，梭峪村的人均耕地有一亩半左右。玉米、高粱、莜麦、黄豆、谷子长满坡地、谷地。甚至汾河水都淹到了当前的村委会所在地。梭峪村两位村官为此还争执当年的河水有多宽。他们甚至举手示意，当年的汾河水有一人多深。这种日子一直保持到1990年代。自从煤价、焦炭价开始有回升迹象之后，梭峪村的村民们开始抛弃了传统的务农。结果开矿中遇到谁家坟墓搬迁，大家都会狠狠敲诈一把。“别人吃肉，我连糠都吃不上，这怎么可能？”村民们到大矿井面工作都得走后门，大煤矿开始抛弃本地人，因为“大矿一有风吹草动大家都知道”。从2003年开始，村官们发现，每年焦化厂的占地费也收不上来。此时，山西进入到煤矿关停整顿，环保风暴期间，“企业一停产，更难收占地费”。更让他们担忧的是，随着企业占地后土地锐减以及城镇化进程，梭峪村的村民们的户口转成了城镇户口。但他们随之发现，他们既享受不了城市户口的待遇，连农户的待遇都享受不了。“不是市民的市民，不是农民的农民”。“我们现在还是亿元村，这还不如1985年，当时一袋面才15元，现在都涨到了80元。”梭峪村副主任闫海则不断掐着指头算账。在他们的眼中，似乎守着青山绿水，喝着清汤寡水的日子更让他们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