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纳季·伊万诺维奇·亚纳耶夫的个人简历
亚纳耶夫1937年出生于高尔基州彼列沃兹村，俄罗斯人，毕业于高尔基农学院。1962年加入苏联共产党。“毕业于高尔基农学院和全苏法律函授学院.1959年 开始劳动生涯,曾任一个区的拖拉机站机械化作业队队长.以后曾担任高尔基州团委第一书记、苏联青年组织委员会主席、苏联对外友好和文化协会联合会副主席、全苏中央工会书记和主席等职.……他还是拥有730名成员的苏联议会共产党议员团的主席.” 1986年起，他先后任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书记、第一副主席、主席。1990年7月召开的苏共28大上，亚纳耶夫首次当选为苏共中央委员。在随后举行的苏共中央全会上，他又当选为政治局委员和负责国际事务的苏共中央书记。在同年12月召开的第4次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上，亚纳耶夫当选为苏联第一任副总统。“他在记者招待会上说,他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拥护者’,他当选为副总统后‘将集中精力为稳定经济而忘我工作’.他主张向市场经济过渡,但反对匆忙行事.他说,‘在一 拥有3亿人口的国家,我们无权奉行无法预测的抽筋式的政策’.他还表示,他要促进恢复对宪法和对军队的尊重,反对政治上的虚无主义”.
苏联政变为何没杀害戈尔巴乔夫？？
苏联解体的前夜--戈尔巴乔夫谈八月政变（节选）
---看了这个你就大概能明白为什么不杀他了，我总结有两条：
1、当时戈氏的警卫部队仍保有武装，不宜强取。
2、由于政变领导者决策的犹豫，随着局势的变化，戈氏在政变中的地位已无足轻重，杀他反而适得其反。
7月底，在我去度假之前，我在新奥加廖沃会晤了叶利钦和纳扎尔巴耶夫。我们谈了联盟协议签订后将采取哪些步骤。我们一致同意，无论是对于各共和国，还是对于联盟，都必须加紧利用协议所创造的各种可能。�
至今我们都认为，协议签订后应该紧接着制订宪法，这需要6个月的时间，而宪法通过后--选举新的权力机构。这样就出现一个问题：将选举推迟这么久是否合适？叶利钦和纳扎尔巴耶夫主张按照协议建立联盟机构，不要久拖不决，因为社会各个领域分崩离析解体的过程愈演愈烈，情况很危险。我们商定，这些问题要跟其他共和国领导人进行讨论。�
还谈到了干部问题。自然首先谈到的是主权国家联盟的总统的问题。叶利钦表示推举戈尔巴乔夫担任这一职务。在交换意见过程中，提出让纳扎尔巴耶夫出任内阁首脑。纳扎尔巴耶夫说，他准备挑起这副担子，只要联盟内阁有可能独立地工作。还谈到必须大力更新权力机构的上层领导班子--几位副总理，特别是要害部门的领导人。提出了亚佐夫和克留奇科夫的具体问题--他们退休的问题。�
记得当时叶利钦感到很有些不自在：他好像觉得有什么人在一旁偷听。而在当时的情况下是不应该有目击证人的。他甚至有几次起身走到凉台上去查看一下，这说明他确实感到有些不安。�
现在我明白他的敏感不是没有原因的。为了这次会晤，普列汉诺夫预备了一个房间，平时我在这里批阅报告，旁边还有一个房间，可以在那里吃东西和休息。这就对了，看来一切都"事先经过设计"；我们的谈话被录了音，克留奇科夫听了后，有了证据；这使他和其他的人完全丧失了理智。�
所以，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声明说，促使他们采取行动的完全是一种爱国主义的感情，--这纯系骗人的鬼话。我不愿说他们对于国家的命运完全无动于衷。但是他们把国家和旧体制相提并论了，而他们行事的动机，首先考虑的是自己的功名利禄，甚至一己私利，希望保住自己的职位。�
我不认为我那一年的度假是正常的。我身在福罗斯，还不得不研究许多问题，因为国内事件的性质越来越令人担忧。我不光是依靠分析，凭直觉我也感受得到必须尽快推进改革；而要这样做，只有一个条件，那就是尽快签订联盟协议。因此，我无时不在关注着协议准备的情况，和各共和国及联盟机构的领导人通电话，与政府领导成员、我的助手和顾问们保持电话联系。�
我总是有一种感觉，应该尽快地返回，并且采取行动，所以我每天都在催促那些与签字准备工作有关的人员。飞机都已经定好了。沙赫纳扎罗夫在"南方"疗养院休养，就在福罗斯旁边，我和他谈起过我在签字时的讲话。8月18日，我向他表示了我最后的意愿--顺便说一句，这是我们的最后一次谈话，之后联系就中断了。我发现联系中断时已是下午4时50分，而我们的谈话，根据文件记录，是16时32分结束的。现在知道，当时女电话员们的背后有军官们值守，他们必须在4时30分切断电话联系。�
下午5点钟左右，我被告知，有一小组人已来到别墅，其中有巴克拉诺夫、舍宁、博尔金、瓦连尼科夫和普列汉诺夫。我感到诧异，对显然有些不知所措的梅德韦杰夫--警卫局长--说，我未曾邀请过任何人。原来警卫人员已经放来访者进来了，因为普列汉诺夫和博尔金是和他们一起来的。在其他情况下这样的事是决不会发生的，按照警卫条例，没有我的批准，谁都不许进入别墅区。�
让梅德韦杰夫离开后，我决定弄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想跟莫斯科取得联系，首先和克留奇科夫谈谈，这时我突然发现第1部、第2部、第3部、第4部、第5部，包括战略备用电话都被切断了。我离开办公室，来到凉台上，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在这里看报纸，我告诉她，一些不速之客来到了别墅，很难说他们想干什么，要作最坏的打算。她对这个消息大为震惊，但她控制住了自己。我们走进旁边的卧室。我拼命地在想：我不能从自己的立场后退，任何压力、讹诈、威胁我都不能屈服。这一点，我也对赖莎·马克西莫夫娜讲了。"决定由你自己来作，无论发生什么情况，我都和你在一起。"
随后，我们叫来了伊琳娜和阿纳托利。他们听了我的介绍，说完全听从我的安排，他们一切都准备好了。�
这大约花去了30-40分钟。军官们对我说，来访者着急了：问为什么不接见他们。走出卧室，我发现他们不请自来，已经上到了二楼。总之，他们表现得很没有礼貌，好像他们是东道主似的。把他们让进屋后，我问他们有何贵干。巴克拉诺夫通报说，成立了紧急状态委员会。国家正频临灾难，其他方法已经无济于事，我必须在实行紧急状态的命令上签字。实际上，他们是来下最后通牒的。后来，我在和调查人员谈话时才了解到，当时他们随身带着已经起草好的--各种方案--文件供我签署。�
巴克拉诺夫历数了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的名单，并指出成员中有卢基扬诺夫。他说，叶利钦已经被捕，虽然当即他又改口说：途中他将被捕(从阿拉木图返回莫斯科的途中)。为加快事件的发展，阴谋家们显然想以这种方式让我明白：他们已经控制住了局势，事情已经不可逆转。�
所有这些人都是我一手提拔的，现在他们出卖了我。我坚决拒绝他们强加给我的要求，声明任何命令我都不会签署。�
"你们和派你们来的人对局势感到不安？但我对国家局势的了解不比你们差，而我感到不安的程度也不比你们轻。你们认为需要采取相应的措施？我也是这个意见。其主要的一项措施业已准备就绪--它就是签订新的联盟协议。8月21日联邦苏维埃会议上已经决定要讨论经济改革完成的情况。而你们却认为采取紧急措施才是拯救国家的办法。我不同意你们这种看法。那么就请召开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和人民代表大会，既然一部分领导人怀疑政治方针的正确性嘛。那么我们就来讨论解决。但只能在宪法和法律的框架内行事。其他方法我不能接受。至于你们想要断送自己--见你们的鬼去吧，但是要知道，事情最终可能会酿成流血事件。人民已经不是过去的样子了，他们不会忍受你们的专政，同意失去自由，失去这些年所得到的一切。"�
我的话说完后，巴克拉诺夫接着发表一通议论，他说他很"关心"我的健康，改革这些年因工作紧张耗费了大量的精力。�
"您不想亲自签署实行紧急状态的命令，那就授权给亚纳耶夫吧，"他建议说。接着又补充说："您好好休息，'脏活儿'由我们来做，然后您再回来。"�
我当然拒绝了这一卑鄙的建议。�
"那么您辞职也行，"瓦连尼科夫脱口说。�
"别指望我辞职。你们是在犯罪，你们对自己的冒险行为是一定要负责的！"谈话就进行到这里。我们分手了。他们走的时候我忍不住"用俄国脏话"骂了他们。�
我想回答人们常常向我提出的一个问题：为什么戈尔巴乔夫当时不扣留他们？要知道，当时他有武装警卫呀？�
首先，我想，我拒绝接受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最后通牒的要求，可以使这一阴谋的主使者头脑清醒起来。我曾不止一次地阻止过他们采取轻率的步骤，这我已经写过了，因此我总有一种希望，希望我这次的强硬立场能够起到自己的作用。是的，我没有失去希望。�
再说了，把他们扣留在别墅里不解决任何问题。因为主要的阴谋分子在莫斯科，他们此时手中还掌握着权力的杠杆。不过我毫不怀疑，全国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成员们关照过这里--福罗斯--事情发展一定要保证安全，不能发生任何意外。结果证明正是这样。事先一切都研究好了，将总统严密地控制起来，不能与外界接触。切断一切通讯联系。别墅周围和海上方面设立两道警卫线。禁止任何人离开别墅和进入别墅区。我的助手、记者和最高苏维埃的代表们想到别墅看看发生了什么事情，特别是想亲眼证实一下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传出的总统有病的说法在多大程度是真实可信的，但是他们未能如愿。�
老实说，这是对总统的拘禁，是对他的权力的篡夺。政变分子们知道我不会和他们串通一气，但他们想"吓唬吓唬"我，迫使我签署国家紧急状态命令，给他们的冒险行为披上一件合法的外衣。我坚决拒绝签字这件事立刻将他们置于罪犯的地位。�
对于他们来说，这一夜可不像现在所知道的那样简单。当"先头部队"从福罗斯返回，报告了和总统谈话的结果后，阴谋分子们内部出现了分裂。亚纳耶夫开始发生动摇--签还是不签？他只顾喝酒。帕夫洛夫开始装病。卢基扬诺夫急忙安排后路。亚佐夫元帅心里想(后来说了出来)："简直是鬼迷心窍，老糊涂了，怎么卷进这件事中来了。"有人提出是不是就此罢手。但为时已晚，而且克留奇科夫和那些派去给我下最后通牒的人已经走得太远，很难再回头了。当时博尔金说，他"了解总统，总统从不原谅用这种态度对待他的人"。他们没有别的出路，只能孤注一掷了。�
他们千方百计想让自己的行动带有"合法"性，于是便造谣说，戈尔巴乔夫好像病得很重，不能视事，无法履行总统职责。我从福罗斯回来后，医生们说，有人非要他们开具关于我有病的书面证明不可。他们说，应当首先跟随身的医生谈谈，但是有人告诉他们，说和福罗斯没有通讯联系。普列汉诺夫坚持认为这是在为戈尔巴乔夫的利益着想，否则他就有被逮捕的危险。医生们最后昧着良心出具了证明，说我1991年8月16日病情加重，健康状况恶化。1991年8月19日17时，证明函送给了普列汉诺夫。总之，这份"证明"使阴谋分子们在臭名昭著的记者招待会上有了一个说词。�
1991年8月23日，副总理谢尔巴科夫在给苏联最高苏维埃的信中写道，8月19日上午他和亚纳耶夫取得了联系，要求他回答3个问题：第一，有没有可靠证明说戈尔巴乔夫因健康原因不能行使自己的职责？第二，副总统的一切命令和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决定同卢基扬诺夫充分协商过没有？第三，领导人经过全面考量后，除实行紧急状态外，就找不到使国家免于混乱和群众无序的办法吗？对于这3个问题，当时只有一个肯定的回答……�
一小时后，谢尔巴科夫和帕夫洛夫取得了联系，后者证实说，根据可靠的消息来源，苏联总统确实病得很重。这位总理补充说，巴克拉诺夫、舍宁、博尔金、普列汉诺夫已经去了克里米亚，他们"……简短地和米·谢·戈尔巴乔夫交换了意见，后者是在床上躺着接见他们的。苏联总统的情况很严重，而且，从他的举止言谈看，很明显，他已经无法完全理解和把握外部世界。赖莎·马克西莫夫娜的情况也非常严重。正式的健康状况结论还没有，但是医生们说，目前戈尔巴乔夫已经没有行为能力，因此他们要求把拜访减少到最低限度。"�
阴谋分子们在和总统的较量中遭到了失败，他们的情绪非常沮丧。"赫鲁晓夫方式"未能奏效，原因主要是他们在后来几个阶段的态度不够坚决。对他们的想法的另一个严重打击，是总统本人和俄罗斯最高苏维埃、许多将军和军官、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当局、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人民代表和莫斯科人的坚决反对。�
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人在福罗斯遭到第一次失败后，紧接着在莫斯科也遭到了失败，这就注定了他们的政变必将垮台。分析家们的意见是对的，他们看出了这里更深一层的原因：大多数的社会公众不愿意恢复旧的秩序，改革后建立起的民主机制，尽管还很脆弱，但是经受住了考验，站稳了脚跟。�
我不能不对一些别有用心的言论作出反应，他们说当国家发生激烈冲突事件时我好像心安理得地"躲在安乐窝里"讨清闲。�
在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一案的调查材料中，列举了阴谋分子们所采取的旨在完全孤立总统的诸多措施：彻底切断各种通讯联系；把整个地区封锁起来；为此，又调增了第79边防中队和边防巡逻舰第5独立团，归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代表格涅拉洛夫指挥；将一切交通工具扣押起来，由自动枪手们日夜进行监护；停留在别尔别克供总统使用的飞机"图-134"和一架直升机被强行赶走了；别墅区内的直升机场上停放着许多交通工具，设立了岗哨；进入别墅时同样要进行检查；别墅区的警卫机构和负责外部警卫工作的边防部队的联系被切断了！任何人不得出入别墅。
1924年逼宫事件是什么?
1924年冯玉祥将溥仪赶出紫禁城
冯玉祥一直是最反对帝制的，他不赞成《清室优待条件》，认为“小朝廷”住在紫禁城里，为封建复辟留下了祸根。溥仪在宫中很不安分，在紫禁城仍用宣统年号纪年，仍旧发布“上谕”，遗老遗少仍行跪拜大礼，时刻梦想着复辟。冯玉祥更反感北洋军阀、民国总统派专使以对外国君主之礼向溥仪递交“国书”，在元旦和溥仪生日等日子派特使进宫向溥仪致贺的行为。特别是1917年7月张勋复辟，更使人们感到“小朝廷”的存在是对民国最大的威胁，所以才下定决心把溥仪从紫禁城里赶出去，铲除“小朝廷”复辟的祸根。应该说冯玉祥在当时也完全有可能把溥仪除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