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单边主义有何危害？
1. 破坏了世界和平与稳定，让人类陷入“冷战”结束以来最严重、最危险的战争深渊，而且是至今看不... 2. 冲突已经给交战双方造成了难以计量的物质损失和人员伤亡，尤其是乌克兰，其经济所受毁灭性打击... 3. 丧失理智和天良的极限制裁是一把浸透毒液的多刃剑，伤害了俄罗斯，反噬了美西方，祸害了全世界... 4. 处境最尴尬的是美国的欧洲盟友。本与俄罗斯相安无事，却把自己绑在了美国和北约的战车上
对美国推崇的单边主义看法
分类: 社会/文化 >> 军事
问题描述:
答案简洁
解析:
战略能源的争夺是大国战略关注的重点。美国自恃强大的军事实力，企图实现利益独占的最大化，进而推行以“先发制人”为军事战略导向的单边主义，在政治一体化、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导致区域性民族、宗教、人权、经济等领域多种潜在矛盾的激化，非传统安全问题突显，并引发了国际关系中安全战略观的变革。
基于国家长远战略安全考虑，法、德、西（班牙）等国主张世界多极化，推崇国际关系的相互依存与相互制衡理论，强调经济合作、政治合作、资源与利益共享，欧盟的不断发展充分体现了这一理念。美国追求国家利益最大化的单边主义，集中表现为无视他国利益要求及被制裁国的民族意愿。当意识到“看美国眼色行事”已经无法最低限度保障本国的利益与实现本国战略意图，必然导致当事国的战略决策更多地从自身利益出发，通过非美国主导的战略联盟或伙伴关系，追求新型安全模式以及利益保护与获取方式。这势必加剧单极与反单极力量间的矛盾，国际关系因此发生微妙变化。
单极霸权下国际关系的演绎
单极霸权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具有两大特征。第一个重要特征是，美国与寻求多极化的大国间矛盾决定世界格局向“反单极”方向发展，联盟性质由冷战时期以美国主导的追求政治安全的军事联盟为主，向以追求经济利益为核心、松散型与实用性联盟及伙伴关系为主过渡，超越了冷战意识形态主导下的传统联盟方式。单极霸权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导致世界政治与经济发展的进一步不平衡，激化了热点地区的各种不稳定因素，为恐怖主义的存在与蔓延客观上提供了土壤。“9·11”事件以来，全球性恐怖主义活动主要表现为以美国及其盟友为攻击对象，其隐蔽性、破坏性、长期性和不对称性打乱了美国的全球战略布置，迫使美国安全战略的全面调整。
全球性的恐怖主义促使各国将反恐纳入国家安全战略核心范畴，推动了全球范围的安全协作化。安全协作化与政治全球化、经济一体化作为国际社会的一体发展趋势，为多极化提供了更多的思想基础与组织条件。同时，反恐需要联合国机制的改革与功能的加强，国际组织的作用趋势不会减弱，国际法将得到进一步完善。总之，国际反恐合作客观上推动了世界多极化趋势。综上所述，以反恐为核心的全球安全协作化是世界多极化趋势的重要表现。恐怖主义不应是任何国家实施先发制人、实现单边军事自由的借口，而应是实现全球安全协作化基础上的国家安全战略变革的动力，这为新型联盟战略思维的产生提供了必要条件。
以美国对阿富汗 *** 的军事打击为鉴，美国在作战初期实施“先发制人”战略取得了阶段性胜利，但随后面临 *** 在全球范围内对美国的恐怖袭击，陷入了进退维谷的两难境地。可见，先发制人并不能完全达成战略意图。因此，确保以“军事变革保障军事手段有效性”，实现对恐怖组织的军事打击的同时，国家反恐应该重视以安全协作化为基础。但事实上，单边主义进一步激化了针对美国及其盟友的恐怖活动，并 *** 了一些国家反 *** 组织针对 *** 及民众采取更激进的恐怖活动。恐怖主义挑战国家安全，非传统安全问题突显。
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
在政治一体化、经济全球化进程中，随着针对恐怖主义的安全协作化的加强，国家作为传统意义上的国际政治行为体，自身的结构与职能不断得到充实与完善，这是国家自身不断“发育”的必然结果。所谓“非传统安全”是国家间交往趋向全球化情况下，国家面临的新型安全问题与国民权利与意志在国内政治生活中地位上升的一种表现，是国家安全观随国际关系发展而不断完善的动态过程中的必然现象。由此可见，“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是国家自身发展完善过程中具有续进关系的两个阶段，而不是相互对立的两个范畴。
（1）传统安全是互斥性安全和零和安全传统安全问题，一般是指对本国 *** 独立与领土完整构成的威胁，主要参考指标是国家间军事实力差，具有安全的互斥性。 丘吉尔在1940年5月当选首相后在下院发表的演讲中说：“诸位问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我可以用一句话来回答：赢得胜利——不惜一切去赢得胜利；不畏艰险去赢得胜利，不管道路多么漫长和艰难还是要去赢得胜利，因为没有胜利就没有生存。” 安全困境使各国均视他国强大军事实力的存在为威胁，这种零和博弈思维使国家常常将别国视为对手甚至敌人。
（2）非传统安全是依存性安全和双赢安全。政治全球化与经济一体化为非传统安全的出现提供了必要条件，作为其效应，出现了“安全协作化”。
非传统安全是指军事和政治领域以外的，诸如经济发展、生态和谐等价值处于不受客观威胁的状态。非传统安全主要包括经济安全、社会安全、文化安全、环境安全等。非传统安全问题具有明显的跨国蔓延性，它突破了单纯的国家安全范畴，表现为安全的区域化（regionalization of security）。非传统安全是一种依存性安全。由于威胁来源隐蔽、多样、复杂，爆发时间和地点不确定，具有极大的破坏力和很强的蔓延性，各国即使是出于自利考虑，也会因为“自助”上的无能为力，不得不采取“互助合作”的姿态和行为，共同应对危机和挑战。“集体认同是指对他者福利持肯定的认同，以使他者成为自我认知的延伸，而不再是独立的他者。” 应对非传统安全的互助行为的实施，促成国家间一定程度上的相互认同。一国处理非传统安全问题能力的提升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其他成员利益，属于“双赢”安全模式。这进一步确立了安全协作化在反恐活动中的基础性地位。
霸权经济模式下的非传统安全问题
美国采取“单边主义”作为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的方式，具体表现为政治单边主义、军事单边主义、经济单边主义等，其中经济因素对于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影响是最根本和最持久的。资本扩展始终是国际关系发展的基础，国家安全问题始终与资本的逻辑有根本关联，为资本积累而进行资本积累，这一逻辑在根本上作用到国际经济、政治和安全等各个领域。因此，了解国际资本扩展的逻辑是认识当前安全问题的重要基础和前提 。
在论及恐怖主义问题时，以《历史的终结》而知名的福山指出，“‘9·11’事件在美国的历史上只是造成了一个严惩的挫折，归根结底现代化和全球化才是世界政治结构性的原则。”现代化、全球化时代，由于战争的成本急剧上升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震慑，国家军事力量的运用受到了极大限制，军事手段在很多时候已经不是最好的选择，至少无法独立达成国家既定的战略意图，资本积累已经不具备通过殖民扩张来实现的条件。
国际资本改变了传统的积累和扩展模式，突出表现为由对领土的“直接占有”到重视市场控制和价值观念渗透为主的“有效控制”的过渡。虽然军事实力仍然是辅助经济竞争的重要条件，但资本在实现国家利益的过程中占据了更直接和更显著的地位。当霸权经济模式楔入经济全球化进程，资本的全球性扩张很大程度上造成国家间经济地位的不平等与发展机会的不平衡，国家安全受到的威胁也更加分散、更加广泛，势必会造成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激增。
斯特兰奇曾说过：“尽管世界范围内还存在暴力，但是未来的大多数暴力将是民间的和内部的，而不是发生在国家之间的。上述变化深刻地修正了国家间竞争的性质。”资本的全球性扩张与国家间发展机会之间的矛盾是当代国际政治根深蒂固的症结所在，是霸权经济模式下的必然结果，许多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加剧在很大程度上与之密切相关，甚至有时会以极端的方式反映出这一基本矛盾的激化程度。缺少广泛、平等而有效的国际安全协作机制制约单极霸权，就难以消除安全领域潜在的巨大风险。
经济发展不平衡加剧非传统安全问题
经济全球化时代，国家间交往方式的多样性与领域的多元化，决定着一国决策层在国家安全战略决策过程中需要考虑的因素的系统性。非传统安全包含两个方面：一是指非国家行为体对国家 *** 与领土完整构成的军事或非军事的威胁，二是指“人的安全”方面的议题，即与外部相联系的原因所造成的对社会与人的威胁，如环境问题（全球变暖等）、人口增长与资源匮缺、公共健康、跨国犯罪、种族或经济不平等产生的对立问题等。
更多的次国家政治行为体，诸如跨国公司、国际组织以及个体人等，其不可乎视的地位和作用已经被纳入国际政治的视野。一国经济发展水平越高，民主政治越成熟，公众权利与意志问题就越来越突出， *** 必须把相当部分的政治资源用于关注“人”的问题，以此作为获取公众支持，实现政党执政稳定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性问题之一来考虑。民众意志以及人权问题的出现，是非传统安全问题的一个重要表现。
比较而言，受非传统安全性因素困扰并不意味着非传统安全问题必然进入国家考虑的战略性安全范畴。如许多经济不发达、政治不稳定的战乱频生的国家，或者说是弱势国家，经济发展严重滞后、民主制度不健全、宗教纷争、民族分裂、外来的强权干涉以及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束缚等因素严重困扰国家安全，甚至导致国家或地区权力失效。处于这种状态的国家或地区，战乱、致命性疾病、贫困、粮食缺乏、饮用水污染等威胁国民基础生存权利的问题尚未解决前，国民不会有太多的政治方面的要求，所谓的民众意志与人权问题不会被纳入国家决策层政治思维逻辑之中，非传统安全性因素未对国家对外政策的制定产生足够影响力，国家政要对维持政权稳定、加强对武装力量的控制远超过对国民意志、人权问题的考虑。但同时，这些国家或地区却成为世界范围内非传统安全问题的主要策源地。
总之，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出现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国家安全问题范畴的必然延伸，是国内问题国际化、国际问题国内化的具体表现，是全球化时代的必然产物。
国际政治由民族国家时代向全球村时代发展的趋势已经出现，其最终趋势是国家的消亡，这一过程是漫长的、必然的，但在此过程中，国家的作用不是被削弱，而是得到加强，国家职能不断扩展与完善。事物的发展是在不断自我否定中实现的，但这种否定必须是当事者本身的发展，发展不是维持现状，不是自我的全面否定，阶段性、局部性的否定是不断成长的必然。所以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出现，对国家职能与 *** 提出了问题而不是否定，这与维护国家 *** 与安全在根本上是不矛盾的。必须防止某些国家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通过对国际政治新问题的曲解来作为对他国进行干涉的理由。
因此，正确认识和对待非传统安全问题是国际社会的进步，是维护和加强国家 *** 与安全的需要，是防止国际干涉与霸权主义的必要条件。
美国为什么退出《巴黎协定》?
法律分析：原因: 特朗普认为协定对美“不利”,特朗普说,《巴黎协定》让美国处于不利位置,而使其他国家受益。 特朗普曾多次称气候变化是“骗局”,并在选举期间威胁要退出《巴黎协定》。就任以来,他要求评估修改奥巴马政府制定的,旨在减少发电厂碳排放的《清洁电力计划》。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法》 第三十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陆、领水、领空神圣不可侵犯。国家建设强大稳固的现代边防、海防和空防，采取有效的防卫和管理措施，保卫领陆、领水、领空的安全，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国家采取必要的措施，维护在太空、电磁、网络空间等其他重大安全领域的活动、资产和其他利益的安全。 第三十二条 国家根据边防、海防、空防和其他重大安全领域防卫的需要，加强防卫力量建设，建设作战、指挥、通信、测控、导航、防护、交通、保障等国防设施。各级人民政府和军事机关应当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保障国防设施的建设，保护国防设施的安全。
美国退出巴黎协定的原因和影响？
1特朗普选择退出协定的原因 在2016年美国总统竞选期间，特朗普发表了许多怀疑和否认气候变化的言论，声称一旦当选将退出协定，引发广泛关注。特朗普当选之后，对协定的立场曾一度有所软化，表示对协定持“开放的态度”，也曾多次推迟就是否退出协定做出最后决定。这说明他深知退出协定将招致国际社会和美国国内的强烈反对，因此在做选择时曾经犹豫不决。但最终特朗普还是选择退出协定，其主要原因如下： 第一，从利益集团角度看，特朗普政府与美国化石能源利益集团关系密切。利益集团政治是美国政治的基本特征之一。特朗普政府及其背后的共和党与美国化石能源集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例如,据报道，特朗普政府多人都与从事石油化工的大企业科氏企业(Koch Industries)有密切关系，包括特朗普本人、副总统彭斯及环境保护署署长普鲁伊特等。一旦美国退出协定,美国将放宽有关排放的法规而不受司法干扰。这将使多年来向共和党和特朗普团队政治捐款的科氏企业获得极大的利益。2014年普鲁伊特曾被曝光其竞选团队接受了大笔来自化石能源行业的政治捐款，他本人也是向奥巴马《清洁电力计划》提起诉讼的始作俑者之一。上任后他已多次在公开场合否定气候变化的人为因素，坚决主张美国退出协定。2017年5月25日，时值特朗普在协定问题上犹豫不决之时，美国参议院22位共和党重量级参议员联名致信特朗普，呼吁他兑现竞选承诺，坚决退出协定。据调查，这22位参议员2012—2016年期间接受来自煤炭和石油天然气公司的政治捐款达1000多万美元。 第二，从美国当前的社会状况看，政治极化和社会分化现象十分严重，党派之间、社会各阶层之间对立情绪强烈，互不妥协。2017年8月21日在美国夏洛茨维尔市爆发的骚乱是美国种族撕裂、社会分裂现象加剧的最新证明。这种情况导致特朗普做决策时更多考虑自身阵营的立场，因为无论特朗普退出或是留在协定，他的政治支持面不会有大的变化。与此同时，着眼于下一次大选，特朗普需要兑现竞选承诺以期获得此次大选中为自己投票的选民的继续支持。 第三，从个人理念和价值观上看，特朗普一直是气候变化怀疑论者，而且拒绝承认国际气候合作中的基石——“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尽管气候变化正在发生并且主要是人为因素导致的这两个结论已成为美国气候科学界的基本共识，但特朗普本人迄今从未正式接受过这些结论。在其宣布退出协定的声明中，特朗普声称协定对美国不公平，将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减排责任与美国等同，否定“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特朗普的气候观和国际合作观早已固化，极难改变。 第四，从治国理念和方略来看，特朗普强调美国优先。比较一下奥巴马和特朗普在治国理念和方略方面的差异是很有意思的。奥巴马认为，美国加入协定有助于维护美国的气候安全，有助于推动美国的低碳经济和新能源产业的发展，是保持美国经济竞争力和增加就业的不二选择；特朗普则认为,美国加入协定将导致美国传统能源行业受损严重，引发大量失业，损害美国的经济竞争力。奥巴马强调加入协定有助于美国捍卫其全球领导权；而特朗普坚称,加入协定将损害美国的国家主权。特朗普对气候变化持怀疑态度，很少看到减排带来的生态、环境和经济收益，只强调减排可能带来的经济成本。这与他片面坚持美国优先，将美国与世界人为对立起来的治国理念有关。 第五，从个人感情偏好上看，特朗普对奥巴马充满敌意，想方设法消除奥巴马的任何政治遗产。在此次美国大选期间，特朗普与奥巴马互相伤害，关系十分糟糕。长期研究美国总统的美国纽约大学历史学家纳夫塔利表示，美国历史上在任总统与前任总统关系不好的情形并不少见，但像特朗普与奥巴马之间的相互仇恨如此之深、如此公开地暴露在公众面前在美国历史上是罕见的。特朗普个性极强，上台之后采取了全面推翻奥巴马政策的做法，可谓“逢奥巴马必反”。推动美国加入协定是奥巴马最引以为自豪的政治遗产之一。这自然也成为特朗普重点反对的领域。 总之，导致特朗普最终选择退出协定的主要原因并非协定的条款对美国不公平，而是美国国内政治因素和特朗普个人偏好所致。当然，应该强调的是，由于美国是三权分立的国家,气候政策的决策权被国会、行政部门和最高法院分享。加之美国近年来绿色低碳经济发展趋势走强,美国社会的气候变化意识逐渐提高，特朗普的气候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将遇到强劲阻力和压力。简言之，特朗普在气候变化领域想做的和实际能做到的之间存在差距和不确定性。 2美国退出协定对协定履约前景的影响 美国退出协定将对协定的履约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具体而言： 第一，将对协定的普遍性构成严重伤害，动摇以协定为核心的国际气候治理体制的基础。 协定与《京都议定书》的最大区别之一在于其普遍性，即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均参加有一定法律约束力的协定，承担不同程度的量化减限排责任。这被认为是协定的最大亮点。普遍性产生合法性，合法性提升全球气候治理的有效性。美国作为国际气候谈判的关键角色退出协定，严重损害协定的普遍性。虽然协定达成时的背景与《京都议定书》相比有了巨大变化，但美国的缺席是《京都议定书》履约效果不够理想的重要原因这一事实对我们今天分析协定的前景仍然有参考价值。 第二，意味着美国明确放弃追求全球气候治理的领导权，这将使协定履约中的领导力赤字问题显著恶化。